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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尼泊爾教學往事

發佈日期:2020-11-17  作者:劉家業 離退休工作處 點擊量:

我第一次出國任教是1979年,受教育部派遣去尼泊爾加德滿都語言學院教授漢語,接替在此校工作三年的丁永壽老師。那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對外派教師和留學生非常重視,出國前都有近一個月的集訓,先是政治學習,加強外事紀律教育,後又安排十天時間外出參觀,或大慶、大寨,或延安、井岡山,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最後是置裝。

置裝費不分國別統一發放,至於多少錢,由於時間久遠,已經記不太清了。要求每人置一套西裝,一套中山裝,一件呢大衣,兩雙皮鞋,還有襯衫和內褲。當時我們集體去王府井百貨大樓選購,衣料顏色自己決定,然後到大樓馬路對面的紅都服裝店量身定製。我選的是質量上乘的人字呢做大衣,黑皮鞋一雙是普通的,一雙是三接頭兒的。

四十年前出國還是少數人,而且大都是公務,護照、機票有人為你準備好了。我七月中旬離家出發的那天早上,系主任呂必松、教研室負責人和幾位老師到車庫送行,我身着西裝,腳上穿着鋥亮的皮鞋,顯得格外精神。我長到四十歲,還是頭一次穿洋服,穿西裝要打領帶,我入少先隊時系過紅領巾,但這同系西服領帶不同,情急中找到我教的日本學生幫忙,為圖省事我索性事先將領帶繫好,到用時套在襯衫領子外就行了。我從未坐過飛機,對坐飛機充滿好奇,但對獨自出門又有幾分擔心。那時北京去尼泊爾沒有直達航班,要在緬甸仰光過夜,第二天再乘印度航班飛往加德滿都,而此班機中途要在加爾各答停留加油,乘客要離機到候機室等候,室內氣温高達40多度,只見風扇不停地轉動,卻絲毫不感到涼意。我汗流浹背,脱下西服,但短袖襯衫上還繫着領帶呢。

尼泊爾地處喜瑪拉雅山南麓,是個農業小國,1955年就同我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教育部多次按時派漢語教師去那裏任教,而且多半是北京語言學院的老師。在我之前就有呂必松、李振杰、丁永壽,在我之後有陳朝祥、艾紅玉、郭金鼓等。尼泊爾多山地,經濟欠發達,首都加德滿都給我的感覺還不如我的老家遼南的縣城,市區多半是土路、碎石路,皇宮前的柏油路平坦開闊算是最好的了,也只有二三公里遠;城區的New Road(新街)是唯一熱鬧的商業區,路旁的店鋪多是平房,二層樓算是高建築物了。

我任教的語言學院是棟兩層灰樓,地處僻靜,路南是座公司,逢年過節有集市活動。學校前邊是半人高的圍牆,沒校門也沒校牌,校園不大,有網球場大小的草地,綠草參差不齊,好像沒專人特地侍弄。學校一層有八九個教室,設有日語、漢語、俄語、德語、法語、藏語和印地語,其中日語學生最多,有三、四十個學生,其他語種都不足20人。該學校類似於國內的短訓班或補習班,早上7點至9點,晚上5點至7點授課,上午是初級班,晚上是提高班。生源比較雜,除在讀的大中學校的學生,大都是社會的閒職人員,以中文提高班為例,十一個學生中,兩個大學生,三個青年(會計、導遊),兩個藏族商人,美國使館三祕的兩個孩子,印度使館參贊夫人。那時教學手段比較單一,沒電教設備,連錄音機、教學掛圖都沒有,就是一本《漢語課本》(該書由北京語言學院李德津等編寫,197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支粉筆。學校管理也比較鬆散,沒有嚴格的考勤、考試製度,只要繳學費就可以進教室上課。學生缺課多,教學進度慢,兩三天才能學完一課。但我還是認真備課,熱心輔導,我要對得起三尺講台前的學生,樹立良好中國教師的形象。令人欣慰的是,學生對我的課都給予充分的肯定。

學校二層是校長室、教務辦公室、會議室和教師休息室,還有一間是圖書閲覽室,除當地報紙雜誌,大都是各國使館贈送的教科書、辭典、各國地圖及旅遊指南一類的小冊子。全校教職工加起來不足30人,校長40多歲,説話幽默,為人熱情,操帶地方口音的英語,偶爾課間會到休息室同老師們聊天。兩個日本教師,年紀大點的帶家屬,但從未見過其家眷;年輕的單身,30多歲,比較老實,可能是因為語言的關係,話語不多,但同我來往多,我曾聽過他初級班的課,還特地從閲覽室借來日本外務省出版的《日本語入門》,可惜沒堅持下來,至今想起還覺得是件憾事。他送我幾包方便麪讓我品嚐,那時國內市場還沒見過這種食品,覺得別有風味。俄語教員是公派的,帶夫人,比較年輕,他説話慢條斯理,為人隨和,他曾邀我去他住所做客,那時中蘇關係尚不明朗,出國人員紀律嚴明,為穩妥起見還是婉謝了。臨回國的時候,他送我的黃油我是收下了,因沒冰箱保存,我就借花獻佛給德國教員了。德國教員丈夫是印度人,高個瓜子臉,快人快語,打扮花哨。丁永壽老師回國前,我同他一起拜訪過她的家。

學校上下午各有20分鐘課間休息時間,屆時傭工會準備好咖啡,擺上餅乾,老師們邊吃邊聊。德國教員是開心果,她的話語常引得大家捧腹不已,氣氛很温馨。學校開學,迎來新教師,送別老教師,都會舉辦茶話會,這筆費用由校方開支,而平時課間的茶點則要大家均攤,雖説不多,也是一筆花銷。後來我建議改用茉莉花茶招待大家,每天我用暖瓶將沏好的茶帶到學校,同事們喝了都説香味濃郁撲鼻,慢慢喝能嚐出甜味來。大家要付我茶錢,我謝絕了。這既節省了我部分開支,也增加了我和老師們的感情。

學校有輛為外教使用的校車,類似早年京城常見的夏利,紅漆已斑駁,車座鬆動,每天早晚接送我們上下班。按慣例是最先接我,只要聽見門外鳴笛三聲,我會準時出門,然後接俄國教員,最後是德國老師。其實加德滿都並不大,從駐地到學校也就20多分鐘路程,但有了班車方便多了,也更安全。

在加德滿都,我住在老使館後勤人員宿舍,緊挨着使館車庫。那時新使館樓已建成,並投入使用,老館待出售,尚未遇到買主。該宿舍是紅磚平房,牆壁堅固,門窗敞亮,水磨石地面,一個大房間,四個小房間,另有水房和廁所,單有鐵門出入,後門通使館大院。宿舍住四個人,來自三個單位;國家體委派來的羽毛球教練,廣州人;兩個國際廣播電台尼泊爾語組留學生,高個的河北人,矮胖的上海人,我們都是男性,歸使館文化處管。在老使館同我們作伴的還有一隻大黑狗,歸使館飼養,每天晚飯後,使館廚師會開車送來狗食。

我們四人平時都忙於工作或學習,只有週末才有時間一起閒聊或外出購物。教練騎摩托晨出夜歸,在體委就餐;兩學生懂尼語,自己開伙,教育部發的伙食費節約歸己。那個河北小夥喜歡麪食,和麪擀麪十分麻利,不一會兒熱騰騰的麪條就出鍋了;我隨前任教師,在使館食堂搭夥,中午騎單車去使館吃飯,晚上下班晚,使館廚師給留飯,飯後帶上饅頭或餅乾、麥乳精、榨菜當第二天的早餐。這狀況我堅持不到半年,覺得很不方便,也學着留學生的辦法,從使館辦公室取出伙食費,買柴油煤氣爐(這裏供電緊張,常停電)、買米買菜,自己做飯。那時出國教師待遇低,國內56元工資照發,在國外每月給40美元補助,自己開伙可節省幾個錢貼補家用。我決定自己開伙之前是有思想準備的,我見老使館院大閒地多,土質好,適宜種菜。我小時在農村長大,“文革”時在吉林當五七戰士幹過農活。那時在尼的援外工人自己養豬種菜,可以從他們那裏要來種子和菜苗。我種的玉米、豆角栽的大葱、黃瓜、西紅柿,長勢喜人,豐收的果實給我帶來了愉悦,改善了生活,去同事朋友家做客,帶上這些農產品當禮物,他們喜出望外,戲稱我是“中國地主”。

尼泊爾的天氣令人稱道,充沛的陽光,蔚藍的天空,清新的空氣,令人印象深刻。這裏沒有冬天,只有旱季雨季之分,新年前後算是最冷的時節,氣温也在15度以上,人們赤腳穿拖鞋上街,有錢人頭圍長羊毛圍巾,窮人就披着麻袋片,步履匆匆。天氣晴好的中午,你會在農舍門前看見有婦人給孩子洗澡,浴後往孩子身上抹一種油。五六月灼熱的陽光,曬得人頭暈眼花,但在房檐樹蔭下,頓時感到涼風習習。風雨交加的夜晚,在室內燈下讀書,會聽到窗外瓢潑大雨拍打芭蕉葉沙沙作響,第二天清晨便是陽光燦爛,藍天像洗過一樣,我深深體會到,陽光是上帝賜與尼泊爾人最好的財富!

教師、留學生在異國他鄉都會感到寂寞,但使館時時都在關心我們。每逢週末放映電影都會通知我們前去觀看,西藏民族代表團訪尼讓我們去機場迎接,並在使館樓前同使館工作人員合影。記得有一次春節期間,使館組織我們同使館人員一起去邊境樟木口岸參觀訪問,途中在中尼公路旁的友誼塔前照了相,此照片至今還珍藏在我的紀念冊裏。每逢新年春節我們都被邀請去使館參加團拜會餐只有此時我會穿上西裝、繫好領帶,而平時在學校上課,常穿着帶拉鎖的灰夾克衫,帶去的呢大衣根本派不上用場,一直壓在箱底。

在國外工作唯一盼望的是能早日收到家信,真是“家書抵萬金”。那個年代同國內聯繫的渠道只有外交部信使隊,信使每四周乘班機來尼使館送取公文、書報和私人信件,即國內來信貼足郵票寄到外交部信箱集中,在國外公派人員將貼好郵票的信件交使館辦公室,由信使收集裝袋傳遞。離使館200多公里博克拉建電站的工人,在信使隊來使館的前夜就驅車趕來送信,待第二天一接到家信,就連夜趕回工地。他們有時來我們宿舍聊天,有工作期滿的同志回國也常給我們帶家信。

分別多年的朋友也會在異國巧遇,給人帶來驚喜。我在尼泊爾就有這樣的經歷。一次是以夏菊花為團長的武漢雜技團到尼訪問演出,在劇場過道邊的座位上,我遇見一個當地人很面熟,一交談竟是1965年在北京語言大學相識的尼泊爾留學生薩利克,那時他十八九歲,其父在尼使館當廚師,“文革”時他同我們在一個食堂就餐,一起去北大、清華看大字報。眼下他在我公路組當翻譯,已娶妻生女,家有兩層小樓,樓上出租給日本教練,生活美滿。後來他的兩個千金都曾來中國留過學,老大在北語學了兩年後,進首都醫科大學學習,老二在天津學的是中醫。他常邀我去他家做客。另外一次,我在使館見到了校友虞家復,我們都是1964年進的北語,同學英語專業,我比他大五歲,他是大學生,我是進修生。他當時是新華社駐尼泊爾站的記者,記者站與使館一牆之隔,站在房頂上能清楚地看到使館側門,我曾去他的辦公室聊天,並在其房頂平台上照了張相。後來聽説他升了官,任新華社外事局副局長,因泄露國家機密被判了重刑,自毀了大好前程。

在尼早晚工作,有較多時間去市場閒逛。那時出國人員處處節省,逛街也是希望能有意外收穫,買到便宜貨。那時街頭小販出售鄧麗君等港星的歌帶、日本的盒磁帶、自動鉛筆都是搶手貨,日本的手錶、照相機比國內便宜得多,國內出口到尼泊爾的尼龍襪、摺疊傘、麥乳精都在我們的採購之列,特別是白棉布、藍棉布,都成匹買了帶回國,因為棉布在當時是憑票供應的緊俏品,是贈送親友最好的禮物。我81年7月回國,最大的收穫是帶回了一塊帶日曆的自動手錶、一台“雅西卡”日本相機。回國後用美元(國外工資)在出國人員商店買了一台14英寸的彩電、一個100立升的小冰箱。出國一次添置了這些值錢的家當也心滿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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